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

        钟兆琳，著名的电机学家、教育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终身荣誉会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荣誉会员。

        钟兆琳是最早讲授当时最先进、概念性最强并最难理解的《电机学》的中国教授，是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研制者。钟先生为中国的电机事业服务了60余年，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电机学、信息学方面的人才，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

品学兼优的爱国赤子

        1901年8月23日，钟兆琳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市新市镇。1914年，年仅13岁的钟兆琳进入了著名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读书。附中采用了西方教育方法，所以钟兆琳在4年的中学阶段，受到了近乎现代的教育，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1918年，钟兆琳进入南洋公学电机科。在校期间，他学业优良，热心学生活动。可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大学生涯也经历了一些坎坷：因病休学1年，且被校长开除过一次，差点毕不了业。

        事情发生在大四那年。1923年3月，代理教务长张廷金因整顿教务，开除了4名成绩不良的“加塞儿”学生，损害了校长卢炳固的利益而被迫辞职，引发了学生的“驱卢风潮”。性情耿直的钟兆琳首当其冲。卢签发通告惩办此次风潮的首要分子。钟兆琳与杨立惠、柴志明等9名学生遭开除。在全校师生的不懈斗争下，此次风潮以卢被撤职而告终。继任校长陈杜衡刚刚到任就收到470名学生的联名信函，为被开除学生鸣不平。信函称：要求撤换校长是“各本良心主张，完全出兹自动，绝无所谓为首九人”，且这9名同学“平日学业操行，素为同学所钦佩，中途辍学，良深惋惜，因公受屈，尤为不平”。陈校长将事件经过据实呈报交通部，并郑重声明“本校长特准杨立惠等仍照常上课”。最终，钟兆琳顺利毕业，且获得了“老山德培奖学金”。1923年，钟兆琳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任上海沪江大学数学教师。

        1924年，钟兆琳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师从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卡拉比托夫发现钟兆琳的数学考试几乎总是第一名。一位比钟兆琳年级还高的美国学生，数学考试常常不及格，竟然请钟兆琳去当其小老师。钟兆琳的学位论文也深为导师所欣赏。所以，卡拉比托夫经常以钟兆琳的成绩和才能来勉励其他学生。1926年春，钟兆琳获得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经导师推荐，他到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当工程师。1927年，交通大学电机科科长张廷玺向钟兆琳发出邀请，希望他到交通大学电机科任教。当时正值钟兆琳在美国春风得意、事业鹏举、生活优裕之时，激荡的爱国之心使他毅然扔下一切，立即回国。钟兆琳将回国从教一事写信告诉了他的导师。卡拉比托夫非常支持他的选择，并在复信中说：“You are a teacher by nature”。

天才型的电机工程教育家

        钟兆琳回国后，担任交通大学电机科教授，主讲《电机工程》并主持电机实验课程。20世纪30年代初，一直担纲《交流电机》主讲的美籍教授西门教授离校，钟兆琳接手。他是第一位讲授当时被认为最先进、概念性极强、最难理解的《电机学》的中国教授。

        抗战前，像钟先生这样出类拔萃的教授很少，所以他还兼任浙江大学教授，每周去杭州1次，主讲《交流电机》。钟先生讲授课程的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补充教材等均由他用英文编著而成。这些教案他娴熟于胸，上课几乎不用讲稿。钟先生讲课循循善诱，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概念清晰，重点突出。他对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特别是较难理解的概念，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详解。他还从不同角度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对重点内容融汇贯通、举一反三。他非常重视把高度抽象、枯燥的课程讲得十分具体形象。《电机学》中的一些概念很难懂，比如主磁通与漏磁通，但经他一讲解，你就能豁然开朗。他说：主磁通是匝连一次、二次绕组的磁通，而漏磁通则是只匝连一个绕组的磁通。漏磁通只是自我匝连，它自私自利。我们共产党员要做主磁通，要联系群众，互相匝连，决不能只顾自己，不管他人。

        钟先生坚持“好实践、恶空谈”的教学思想。他深谙制造工艺，长期担任多个工厂、公司的工程师、顾问与董事，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他讲课时，不仅讲理论，而且还介绍生产经验。所以交大、浙大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称赞他理论严格、系统、扎实，而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引人入胜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其学生钱学森院士几十年后还赞扬钟先生和另一位交大教授陈石英“都非常重视理论根底”，使他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及工作时也都用“理”去解决“工”中出现的新问题，钟先生的教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受用了一辈子。

        钟先生非常尊重学生。他经常利用课堂提问帮助学生回顾重点。当学生回答还不够时，通常会再请一位学生补充：“你看他（指前面的同学）回答得对不对？”学生回答完毕后，他便说：“你们的回答都很好，我再补充一点……”。他喜欢用“Mr.”来称呼这些半大孩子，使学生们有受尊重的感觉。提问时钟先生会注意学生们的眼神，选择那些急于表达的学生，并不会令尚在疑惑中的学生感到尴尬。交大以考试测验繁多而著称。钟先生也不例外。他经常进行小测验，在下课前5分钟才发卷子，只考1道题，根据平常印象调整学生的分数。当时只有他才能这么做，其他老师就不行，因为钟先生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学生信服他。钟先生把讲课当成头等重要的工作，即使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后，只要有课，他仍坚持上课，开会可以请假。

        钟先生为人随和幽默，学生们非常喜欢他，将他视为良师益友。有些顽皮的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有时不看书迳直去请教，他从不推却，一样认真讲解。1929年3月，钟先生喜得贵子，学生刊物《交大日刊》上立即登出消息：“钟兆琳本月19日诞生一麟，啼声雄壮，肥硕异常儿。电四同学侦得，每当上课之时，辄闻讨索红蛋之声不绝于耳。据钟先生云，师母尚需休养数日，家内乏人主持，一星期后即备大批红蛋，广赠诸同学。且拟于弥月之期大张汤饼之筵。”由此可见，钟先生与学生之间的情谊真的非同一般。

        新中国成立后，钟先生高兴万分。他虽然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了解，但从解放军在上海的严明纪律、清廉作风和对教育的重视上，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党。因而当交大党组织请他继续担任电机系主任时，他愉快地接受并表示：一定做得更好，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由于学校迅速扩招，为了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他逐一检阅了学生档案，无论在哪个班级上课，都能准确叫出学生姓名，说出该生的家庭情况及父名。甚至时隔多年后，他仍能叫出学生名字，说出毕业年份。为了改进教学，他向组织建议：“①直观教材极能增加学生之了解能力，拟收集直观教材方面的资料；②工业生与学校必须密切合作，俾得顺利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此事我拟作多方面的考察；③电机的试验方法我亦拟多加时间研究，因为我感觉国内生产工厂试验设备太缺乏，太不注意，必须积极地加以改进。”此建议已涉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工业发展要以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为前导这一辩证命题。

有骨气的民主教授

        1942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了交大，钟先生拍案而起，宣布退出汪伪的“交大”。为了维持生计，他去当家庭教师，在新闻报馆担任中学生辅导工作，在纱厂当技术顾问，生活非常艰辛。但他不畏卖国贼的恐吓，不为利诱所动，坚持不替汪伪政权做事。1945年抗战胜利，钟先生非常激动，他高兴地回到了交大。这时，国民党政府称抗战时留在上海未去重庆的学生为“伪学生”，予以歧视。钟先生却坚持从重庆来的学生和上海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视同仁，并做工作消除彼此的歧见，维持了学生之间的团结。

        解放战争期间，交大是著名的民主壁垒，钟先生同情和支持民主运动，常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和不民主，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期间，钟先生经其舅父俞寰澄（民建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及杨卫玉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解放前夕，美国有的大学给钟先生寄来聘书，国民党政府也想邀请这位著名教授去台湾，但钟先生皆不为所动，一面积极参加护校迎接解放，一面继续担任系主任，多方保护和营救进步学生。

带头西迁、执教西安交大

        1954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钟先生对此非常赞成并积极支持。1956年搬迁时，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卧病在床，可以留在上海。但他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共和国的西部像当年美国的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如果从交大本身讲，从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许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他踊跃报名，卖掉了上海住宅，把瘫痪在床的夫人安顿在上海，由小女侍奉，自己孤身一人第一批到了西安。他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励着电机系及交大的许多师生，为交大的顺利西迁作出了贡献。

        学校刚迁到西安时，条件十分简陋，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生活极为不便。年近花甲又患多种慢性病的钟先生，孤身一人，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那时学校没有实验室，整个西安也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电机厂。但作为系主任的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他的建议下，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增添了电机制造方面的设备，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使西安交大电机系成为了国内基础雄厚，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备较完善的电机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组织了“721”电机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生。那时钟先生所受的不白之冤尚未平反昭雪，“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尚未摘除，被剥夺的讲课资格尚未恢复，可他依然念兹在兹，想着要为这些学生传授知识、辅导功课、介绍学习方法。他想方设法让每一位“721”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进。每当他拄着拐杖走进学生宿舍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那时学生经常要到工厂参加劳动，钟先生也跟着去。1971年冬，一部分同学到离学校10公里外的灞桥热电厂实习，钟先生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厂里，周六回家拿点东西，周日就赶回班级。某个星期天下了大雪，同学们估摸着钟老师来不了了。大家正说着时，却见他身穿破大衣，满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扑进门来。看着他那上气不接下气的狼狈样子，同学们惊呆了，真不敢想象这一段泥泞不堪的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同学们都纷纷上去搀扶这位年逾七旬的老“辅导教师”。1973年，钟先生因胃出血在上海动手术，胃大部分被切除。此时又发现他还患有癌症，因而留在上海治疗。1978年，钟先生得到彻底平反。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又一次毅然返回西安。

        钟先生懂英文、俄文、日文、法文。英文尤其纯熟。他讲一口浙江官话，说快了或者急了，一时找不到合适词汇表达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英语短句来。他一直很重视学生的英语水平，主张选一两门课用英语授课，认为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必要措施。

        西安交大初创时，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工作、生活都有不少困难，有的人情绪较低落，而钟先生却豁达乐观，他一次次给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并为他们朗诵《毕业歌》的歌词，还高唱一曲，藉以激励大家奋发图强。当他得知一位青年教师因失恋而处于极度痛苦时，就主动为其介绍了一位医生作朋友，并约请二位与他一起到咖啡厅相互认识、谈心。事后又真诚地与这位青年教师促膝谈心，并风趣地说：我们在用科技知识解决工程问题时，可以有多条路可走，但在恋爱问题上，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对钟先生的这种简明透彻的教导和关怀，这位教师至今还记忆犹新，感激不已。可以说，钟先生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钟先生一生教过多少学生恐怕很难说出准确数字。交大电机系每一届学生的三四年级课程他几乎都教过。年轻时的钟兆琳英俊帅气，在课堂上讲课时，沉稳而又热情洋溢，使听者无不为其风采倾倒。他以“天才教师”的魅力，引领着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奔驰，把一届届学生培养成祖国电机、信息领域的骨干。褚应璜、丁舜年、张煦、张钟俊、罗沛霖、吴祖垲、屠善澄、汪耕、朱英浩、唐任远等成为了两院院士，田炳耕是美国两院院士，王安是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创始人，有两位将军张良起和傅备篪出自他的门下。改革开放后，旅居海外的交大学子纷纷回国，钟先生是他们最想寻访探望的老师。而钟先生与钱学森、江泽民的师生情谊，一位教授门下出两位主席（一位科协主席，一位国家主席），更是广为人知，传为佳话。

        钱学森多次谈及钟先生对自己的教诲。他曾这样写道：“在交大，非常感激两位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系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为感念恩师，钟先生百年诞辰时，年届九旬的钱学森还亲笔致函母校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电机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搞电机的人才，一些工业用电机，连技术人员都来自西方国家。随着一批批中国学子由学校走上民族工业企业，中国才开始有自己的电机工业。钟先生不仅以其出众的教学才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身体力行，将教学与民族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为民族电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2年初，钟先生说服华生电扇厂总工程师杨济川制造他设计的分列芯式电流互感器和频率表、同步指示器、动铁式频率表等，均取得成功。随后受总经理叶友才的聘请，他成为了华生电扇厂兼职工程师。1933年，他说服华生电扇厂买下南翔电灯厂，并介绍其助教褚应璜（中科院院士）进厂工作，和他一起设计制造交流发电机，再由新中动力机器厂制造柴油机与其配套，组成一个发电系统。中国的电机工业从此真正开始。

        1934年初，钟先生又说服由汉口到上海来的实业家周锦水先生，与华生电扇厂合作开办华成电动机厂，而且他还带领自己的9位学生和助教自行设计制造电动机，他担任技术指导，指导解决制造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使发电机、电动机等制造业都发展起来。在钟兆琳的指导和参与下，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诞生了。

        钟先生还亲自培训厂里的工人掌握技术，使这些工厂不仅成为民族电机工业的滥觞，同时又成为交大学生参观、实验、实习的场所。他常带学生到这些工厂去学习、实践，并介绍推荐很多毕业生到国营、民营的民族企业工作。为了能经常下厂，便于在学校和工厂之间奔波，他还买了一部小汽车，以车代步。

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教授

        钟先生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不畏强暴、胸襟坦荡、正气凛然。一次，有人在给他整理的材料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钟兆琳在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育他要开发大西北，所以他从小就立下了开发大西北的宏愿。”他看后认真地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有肺病，在江浙一带潮湿的地方，他的病总不好，后来有一次，和邵力子先生去西北，在西北干燥的气候里，我父亲的肺病就减轻不少。所以他曾对我讲：我的病适合到西北去，你们将来和我到西北去吧！”钟先生非常关心和爱护学生，甚至不惜挑战苏联权威。中苏关系破裂前，大学用的是苏联教材。教材中的符号比较混乱，常常是一个符号代表几种意思，一种意思由几个符号表示。钟先生对此极为不满，为此他居然去考了时任交大校长顾问的苏联著名的电力拖动专家。一天，他在课堂上说：昨天晚上我考了苏联专家，他回答不出来。在那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公开非议苏联专家就可以被上纲到“反苏”的高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因言及苏联在中国的不良行为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也为数不少，不仅自己受尽折磨，还株连“九族”。

        1957年9月，交大电机系100余人在恭绰馆聆听系主任钟先生宣布毕业工作情况。随后他将工作分配单分发给每一位同学。最后他不无遗憾地、极为温和地说：“我们系里有4位同学因为有点原因尚不能在今天宣布”。在他平和的口气中表现出了一种人性的同情，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在那轰轰烈烈、腥风血雨的反右斗争年代，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氛围中，他依然称当时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学生为“4位同学”，实在难能可贵。

        1962年，钟先生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小组会发言中，他坦诚地提到勤俭建国问题。在议及有些国企浪费现象严重、管理不善时，他很有感触地说：解放前我和民族资本家联系较多，我认为民族资本家精打细算办实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远见卓识现在看来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是要在当时的会议上讲出来，是要有点勇气的。

        文化大革命中，钟先生受到了严重迫害和摧残，挨批斗，受折磨，吃尽苦头，甚至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原因是他是学术上的权威，同时他在个人迷信盛行的当口，不怯邪，讲真话。他公开明言：“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想不通。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为此，他被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当时，“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些人不是受批斗就是挨棍棒，甚至坐牢杀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替刘少奇、彭德怀以及交大党委书记彭康说话。认为“刘少奇、彭德怀没有重大错误。彭康也不能说有重大错误。”他的铮铮铁骨，连当时的造反派也无可奈何。他被编到“学习班”受“全面专政”，造反派要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这次运动我会成为重点，但是不应该把我的肋骨打断。毛主席没有让你们武斗我嘛！你们不该逼供嘛！”。可是在那没有人性、没有法度的年代里，哪里还有理可辩！像钟先生这样的爱说实话的人，躲过了“反右”一劫，却逃不脱文化大革命的厄运。但中华民族的振兴非常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讲真话、办实事。

建言献策，心系大西北

        钟先生一生视教书育人为天职，同时也没有忘记建设大西北，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匹夫之责”。

        1963年10月，钟先生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电机学会理事会会议，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0月10日亲切地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钟先生深受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干劲。他回到学校后，带领同学们实习、考察，足迹遍及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

        20世纪80年代初，西安交大有一位同志去新疆开会回来，钟先生饶有兴趣地听了他对新疆和沿途情况的详细介绍。后来，已80岁高龄的他还不辞辛苦地到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还想着学习维吾尔语，好为新疆人民服务。晚年时，他已有了建设大西北的具体设想，比如在黄河上游筑坝，中下游建桥；增修西安经延安到包头至蒙、苏的国际铁路；修西安过秦岭到安康、重庆的铁路；修西安经商洛到南阳连接京广线的铁路；修西安到银川的铁路，等等。他认为，铁路建起来了，就会带来物质文明；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进而也会有精神文明了。所幸的是，钟先生当年的设想，现在几乎都实现了。钟先生不仅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与西北的人民和当地的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直到临终时，出生于浙江的他，还嘱咐儿子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

淡泊明志，心怀桑梓

        钟先生不仅为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发展中等教育方面也有建树。1954年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间，他视察上海辛庄地区时发现那里没有一所像样的中学，于是向市人大提案建中学。市人大接受了提案，并于1957年建立了辛庄中学。2007年，该校成立50周年之际，特意制作了有创建人钟兆琳先生肖像的水晶座，以示纪念。

        钟先生无烟酒之好，恶奢侈之糜，艰苦朴素，淡泊人生，堪为模范。他家里只有1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没什么新家具。他身穿藏青色的人民装，头戴蓝灰色的干部帽，足蹬黑平布小圆口布鞋，破旧衣服自己缝补，乍看像一位老农。他与青年教工同桌吃饭，谈笑自如，安贫乐道。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育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事业为重，当志在四方。”其子女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没有一个染烟酒习惯，而且都爱劳动和勤俭节约。长子钟万劢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次子钟万勰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工程力学和计算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耄耋之年的钟先生，总想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点事。比如，加强与海外亲属、校友的联系，勉励大家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大业做贡献。他曾将自己的希望录音下来，托人捎给海外校友。1982年夏，当美洲校友子女到西安交大学习汉语时，他还亲自接待他们，并为他们讲解“饮水思源”的深远涵义。

        钟先生最大的爱好是围棋。他经常找学友兼棋友的金悫教授对奕。在抗日大后方，他们以棋明志，相互鼓励，克服困难。抗战胜利后，棋艺高超的陈大燮教授（中国热力工程学先驱、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来到交大，钟先生和陈教授又由棋友发展成为好友。直到晚年，钟先生住院期间围棋仍不离身，一有机会就和人对奕。赢了，便高兴得如孩子一样。

        1985年，钟先生罹患癌症到上海医治。1990年4月4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1990年3月22日，钟先生在病重之际还不忘为教育后人做点事。其遗言这样写道：“本人自从1923年投身教育已有60余年，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科技与人才培养以及工业化而努力……。我愿将我工资积蓄的主要部分贡献出来，建立教育基金会，奖励后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以遂我毕生所愿……。祝祖国繁荣昌盛。”他逝世后，其子女遵嘱将他积蓄的2万元工资赠予学校，西安交通大学以此设立了“钟兆琳奖学金”。

电机之父，后世楷模

        钟兆琳先生高尚的人格、强烈的爱国心，信守诚诺的品质，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崇高民族气节，嶙嶙傲骨、光明磊落、淡泊人生、正气凛然的高贵品质，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正直坦率、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钟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执著于教育事业；一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坚持讲真话的大无畏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是弥足珍贵，更让人敬佩不已。钟兆琳是不可多得的一流教育家，他为中国的电机事业奋斗了一生，为民族电机制造业的开创和发展、为我国电机工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钟兆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电机之父。

        今天，为了纪念电机之父，为了教育后世学子，西安交通大学决定将老先生辛勤耕耘一生的电机制造实验室更名为“钟兆琳电机工程实验室”。

钟兆琳档案

1901.8.23 

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

1923-1924

上海沪江大学数学教员

1926-1927

美国WestingHouse电机制造厂工作

1927-1942

交通大学电机系副教授、教授

1933-1937

兼任华生电机厂工程顾问

1943-1944

上海新闻报馆理工学生辅导工作

1944-1945

上海中华工程建设公司工程部经理

1945-1956

交通大学教授，临时大学教务长

1946-1956

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

1956-1957

随交大西迁，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

1957-1990

西安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

1990.4.4   

逝世于上海